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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C919首飞那天能见度不理想。一架尾翼标着“C919”字样的庞然大物，从上海浦东机场的第四跑道腾空而起，冲向了茫茫的天际线。

　　从结构上说，中美两国仍存在结构性矛盾和迥异的国际秩序观，仍在一系列双边议题上存在显著分歧。从可预期的未来看，这些问题不会容易得到解决，而更可能以竞争性乃至对抗性的形式呈现和被放大。早在2022年底发布的《国家安全战略》报告中，拜登政府就明确将中国定位为未来十年最为强大的竞争对手，这一定位不会因为短期风波而有所动摇。在经贸及供应链问题上，美方近期降低了“脱钩”的调门，转而接受欧洲提出的“去风险化”论调，但这不过是玩文字游戏罢了。正如新加坡副总理黄循财所言，“去风险化”存在操作上的问题，如果执行过度，最终只会是更加碎片化和“脱钩”的全球经济。

　　梁建章：去年携程是非常困难的，盈利14亿，主要是成本控制比较好。正常情况下，我们的收入跟利润应该远远超过这个数字，因为我们平台原来每年就有将近上万亿的交易。旅游不是一个非常高毛利的东西，可能只有2%~3%的毛利率。但是今年的整体情况，我们（的盈利）应该会比十几亿要多。

　　所以我就从国家层面，拿人口跟创新的关系来研究。后来我们国家又出现了很多的平台公司、互联网公司这种新兴的互联网产业，人口跟创新的关系就变得越来越强了。

　　吴光辉从小喜好钻研电子设备，本想读电子类的专业。看到学校有飞机设计专业后，他改变了主意——他记得，新中国成立初期，周恩来总理出访，租用的是外国飞机，不仅要花费有限的外汇，安全问题也令人担忧。“学飞机设计，将来可以当总设计师。”

　　这跟日本现在的状况有点像。日本90年代以后，第一，没有很多新公司出来，不像美国、中国，有很多新的公司；第二，现有的这些高科技公司，创新能力也在下降，技术滞后，跟不上节奏。这跟人口结构有一定关系。

　　会议提到，要推进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手段方式变革，创新理论引领，完善力量布局，推进科技赋能。要完善应对国家安全风险综合体，实时监测、及时预警，打好组合拳。

　　梁建章：虽然表面看创业跟人口没有直接关系，但是人口研究受益于我“企业家”的这样的一种经历，相互促进。作为旅游营销分销平台，我们站在了技术的前沿，这对于研究人口跟旅游的关系、人口跟技术的关系，都很有帮助。

　　《中国企业家》：本书重点论证了人口和创新的关系，但随着经济发展，生育传承的意愿变得越来越弱。如何看待这个现实困境？根源是什么？如果说现在养育孩子成本太高的话，古代人多生孩子，其实是当时的一种风险对冲机制，生的孩子越多，家族获得繁衍的可能性越高，现在是不是因为不需要这种风险对冲了，大家反而没有生育的愿望了？

　　《中国企业家》：过去十多年，你一直在关注中国的人口问题，也冲在反思和影响人口政策的第一线。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人口研究产生兴趣的？有什么契机？